亚欧大棋局塑造新世界

亚欧大棋局塑造新世界

2014年是世界政治的剧变之年。多年之后，当人们站在远处回顾历史时或许会发现，如同一战爆发的1914年、二战结束的1945年或冷战开始走向终结的1989年，这是一个对世界政治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中，有三个国际热点尤为值得关注：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崛起和美国仍在持续推进的“战略再平衡”政策。从表面看，三者均只是世界政治中的局部变动，但它们引发的后果或折射的现象，却带有全球性和历史性的重大影响。以上三个热点的主要发生地都在亚欧大陆。新年伊始，站在一个较近的历史观察点上回顾上述热点，并将其背后的亚欧变局置于宏观的历史地理坐标中考察，无疑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和今后世界政治的演进。　　历史地理坐标中的

亚欧大陆　　英国人哈罗德·麦金德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学家之一，在其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他将亚欧非视作最大的“世界岛”，而这个“世界岛”的“腹地”均在亚欧大陆部分。在麦金德看来，美洲虽然也可以被视作另一个“世界岛”，但亚欧大陆才是决定世界政治的“历史地理枢纽”。麦金德的理论并不复杂，却揭示了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基本事实。　　大航海时代发现新大陆后，人类才开始对于自身生活的世界有了全面的认识。地球表面除大部分被水域占据，世界由七大洲构成。不过，如果以俯瞰地球仪的方式审视，这些大洲也可以被看成是若干个巨大岛屿。其中，亚欧两洲最为特殊，它们是七大洲中仅有的没有被天然或人工水域隔断的大陆。亚欧两洲之间的区划更多是依据历史文化因素而非天然地理进行的人为“建构”。　　亚欧大陆不仅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最大陆地，也谱写了世界文明史的主体部分，并始终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角力场。从古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到大英帝国，以至于亚欧之外的美国，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到忽必烈的蒙古，以至于希特勒邪恶的“第三帝国”，其追求世界霸权时的主要着力点均在亚欧大陆。在最近半个多世纪，由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权，几千年来世界政治经济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首次不再来自亚欧大陆。即便如此，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仍将亚欧大陆内的博弈视作决定世界政治的“大棋局”。　　自近代以来，世界发生了两次区域性的国家群体崛起和两次洲际权力转移。大航海、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促生了亚欧大陆西端国家的群体崛起。数百年后，由于侧翼大国美国的异军突起，在大西洋两岸发生了第一次洲际权力转移，至二战结束，美国取代了西欧的世界权力重心地位。不过，在随后美国居于权力之巅并与苏联角斗的同时，亚欧大陆东端开始了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第一波崛起。而冷战后中国实力的持续迅猛增长，则是亚欧大陆东端国家群体崛起浪潮中更大的冲击波。此次冲击波还可以包括印度和俄罗斯 。当前仍在加速进行的亚欧大陆东端区域性国家群体崛起，囊括了“金砖五国”中的三国，构成了当前流行的“亚太世纪”、“新兴大国”等说法的主要支撑。与此同时，世界第二次洲际权力转移正在太平洋两岸发生，世界权力的天平已经逐渐由美国向对岸倾斜。　　从宏观的历史视角看，两次区域性的国家群体崛起分别发生在亚欧大陆的两端，而当第二次洲际权力转移完成后，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心将重回亚欧大陆。　　当然，权力转移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正如失去世界中心地位的欧洲仍然举足轻重，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并不会在第二次洲际权力转移完成后丧失。不过，随着亚欧大陆东端国家群体崛起和第二次洲际权力转移的加速，新的世界政治的面貌将更多地由亚欧大陆国家塑造。　　“旧政治”的回归　　与“新政治”的再造　　权力转移带来世界政治大变局，也往往伴随着大动荡。将亚欧大陆置于历史地理坐标之中，是理解其当前大变局的宏观背景；而这块过于广袤大陆内部的巨大差异，也决定了未来世界政治的复杂性。　　当前的亚欧大陆大致由三类国家构成。率先经历了现代化的西欧已经开始向“后主权国家”或“后现代国家”迈进；正在崛起的亚欧大陆东端国家仍是典型的“主权国家”或“现代国家”，而大陆腹地民族宗教构成极端复杂的众多国家尚带有明显的“前现代”特征。　　内部极为复杂的亚欧大陆正在发生的政治大变局，是一个旧政治回归与新政治再造结伴而行的过程。就世界政治而言，所谓的“旧政治”，是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确立国家主权原则之后，国家间以武装冲突为主题的地缘政治进行角力。它在逐渐确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范围的动荡不安和局部地区的碎片化；而“新政治”则是全球化的结果，它在打破国家疆界的同时，使各国形成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增强的命运共同体。在冷战终结之际，认为西方民主已经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终结论”和强调西式民主国家之间相互不会发生战争的“民主和平论”一度流行于西方世界。抛开这两种思潮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偏见谬误不论，它们都暗含了世界舞台中“旧政治”很快将被“新政治”取代的乐观预言。　　然而，2014年发生在亚欧大陆的两个国际热点问题，即乌克兰危机和“伊斯兰国”兴起却表明，“旧政治”远未终结。在整个世界连结为一个更紧密整体的同时，局部世界的动荡冲突和碎片化趋势仍在恶性发展。　　一方面，“伊斯兰国”的兴起反映了亚欧大陆腹地“前现代国家”日渐失控的极端化和碎片化趋势。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在“历史终结论”和“民主和平论”盛行之际表达了自己的忧思，其饱受争议的“文明冲突论”曾将伊斯兰世界视作西方文明的潜在威胁。“9·11”事件发生和“伊斯兰国”兴起后，亨廷顿似乎成了伟大的预言家。不过，亨廷顿更多看到了伊斯兰世界连结为一个整体对西方的威胁，却多少低估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碎片化给西方乃至全球带来的挑战。一个世纪前，巴尔干是世界政治碎片化的缩影，其主要根源是大国政治和民族问题；一个世纪后，中东是世界政治碎片化的代表，其主要症结是宗教问题，当然还包括宗教问题与其它问题的交织。　　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表明传统的大国政治和民族问题导致的世界政治碎片化现象远未断绝，并直接导致了冷战阴影再现。该事件与“伊斯兰国”的兴起共同表明，当前世界政治的局部碎片化现象与一个世纪前相比，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减缓，甚至变得更为剧烈和复杂。围绕乌克兰危机，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断升级，它们之间的尖锐对峙表明，“旧政治”的幽灵正在回归并与全球化中的“新政治”接轨，从而催生出一个更为复杂的新世界。　　亚欧大陆“旧政治”回归和“新麻烦”涌现虽然极具威胁，但全球化大趋势却仍然在引领世界政治生态在总体上向进步的方向演化。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虽然暂时使全球化陷入低谷，但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学者们谈论的“下一轮大全球化”已经呼之欲出。正在酝酿中的新全球化浪潮会让各国的相互依赖继续加深，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也已经使全球治理成为超越国界的人类共同利益。在一个整体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相互依赖的加深已经使得大国间大规模“热战”几无可能，而“冷战”的历史也难以完全再现。与此同时，亚欧大陆内部的联系日趋密切，亚欧经济一体化日益增强，大陆西端迈向“后现代”的欧盟和群体崛起的东端国家，会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推动亚欧大陆的整体稳定。从长远看，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消解大陆内部的“旧政治”和“新麻烦”。　　亚欧大棋局之下的中国　　我国既是当前亚欧大陆东端国家群体崛起的引领者，也是第二次洲际权力转移的带动者；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也已经成为当前亚欧大陆历史地理坐标中居于最关键位置的国家。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我们既要从世界历史经验看待自己的战略处境，也要植根于亚欧大陆营造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且综合实力仍在快速提升。从世界历史经验看，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共处是世界政治中的老大难问题。西方非常著名的一项统计表明，自1500年以来，崛起国与既有霸权国的15次遭遇中，多数发生了恶性竞争，而其中有11次最终导致战争。有鉴于此，尽管我国一再表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但来自外部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压力仍会持续增加。亚欧大陆由于其特殊重要性，必然会成为中美博弈的主要场地。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开始推行、第二任期仍在持续的美国战略再平衡之举，实际上是对亚欧大陆政策的重新布局，并很可能会成为美国的长期全球战略。该政策实施以来，已经给我国区域环境和周边安全带来了多重挑战，也给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外交布局提出了严峻考验。　　面对亚欧大棋局，我国既要有应对“旧政治”的手段，也要有开创“新政治”的思维和策略。实际上，自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对外战略已经同时在两个方面寻求突破。面对亚欧大陆中部“前现代国家”的乱局，中国正在努力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角色，积极倡导亚洲新安全观，提出并通过广泛的多边合作落实“防止极端势力和思想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断层线”等具体主张，不断推动亚欧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这些政策体现了中国作为亚欧大陆大国的责任担当。　　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亚欧战略中，提升对欧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和实现亚太亚欧“互联互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面对美国以亚欧战略重心东移为核心的“再平衡”政策，曾有学者提出加强与我国西部国家关系并提升对欧洲影响力的“战略西进”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将目前我国大力提升对欧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视作应对亚欧“旧政治”的“战略西进”之举，也并无不可。不过，这些政策更多的是带有“新政治”思维的对外战略。就功能和实施后果而言，这些政策与丘吉尔当年在冷战之初所说的“横贯亚欧大陆的铁幕”的作用恰恰相反，后者是将亚欧大陆割裂，带来的是国家间敌对，前者则将把这个世界最大的大陆融合，让各国加强往来，互利共赢。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成长为世界性大国，都要以扎根于本区域内的长期和平发展为基础。广袤的亚欧大陆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宽广的舞台，但其内部正在回归的“旧政治”和不断滋生的“新麻烦”，也让身处其中的中国难以置身事外。在亚欧大棋局中，我国新时期的对外战略需要同时具备大国的外交智慧和责任担当，在促进亚欧大陆和平、稳定、发展的同时实现民族复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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